视障女孩“闯入”人大读研 | 深度报道

视障女孩文晴的前23年都在盲人群体中度过,直到2021年,她选择了一条和其他盲生不同的道路——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应用心理专业,成了这所学校第一位视障研究生。


考上这所名校并不容易,光是向学校申请提供一份盲文试卷,文晴就争取了好几次,更不用说考研激烈的报录比。但短暂的喜悦之后,文晴形容,自己像是被“抛进了这里”。


她看不见老师的PPT,每节课都会留下大片的空白;学校的快递架是编号的,取件时她要一路打听摸索着;还有和明眼人同学的人际关系,一场对话中,她不知道对方的眼神、表情,甚至不确定对方是不是看着自己。她总是被当成“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同学、朋友。


文晴好像成了一个“正常世界”的闯入者,在此之前,她从没经历过这么多提醒她“视障者”身份的时刻。在人大读书的这段经历,也是她在人群中寻找自己身份坐标的过程。


文晴在自习时触摸阅读盲文书籍 | 王一凡


两个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文晴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开阔,与此同时,她的视域在一点点收缩。到现在,她还残留着一些管状视力,0.02,像是从针孔里看世界。


8岁起,她便辗转于南京、青岛等地的盲校,大学也就读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一直身处在相似的环境中,文晴几乎没经历过多少提醒她“视障者”身份的时刻。


南京盲校和一个足球场差不多大小,无障碍设施还算健全,楼梯装有上下盲道,教室门口也会挂上盲文门牌号;老师们虽然大多是明眼人,但接受过基础的残障教育,地理课有让盲生们触摸的3D地图,数学课程中的图形和符号也会用盲文改写。


最重要的是,文晴的朋友圈子也大多是视障者,在盲校时,同学们大多住校,一起学习、生活,一起参加社团活动。进入南京特师读本科后,文晴的同班同学中有两位是盲生,她们成为了舍友,会一起探索学校的食堂,一起在外出时找乘务员换残疾人票。


直到2021年,文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她成了这所学校第一位视障研究生,也成了“另一个世界”的闯入者。


在人大,几乎每节课都会用到投影仪,老师也习惯对着PPT授课,文晴每节课都会留下大片的“空白”;学校的快递区有十几个窗口,根据短信对应的号码取件,每次文晴都要一路打听,才能找到自己的快递;取外卖时架子上也有对应的号码,她还是要一路摸索着过去。


她“不好意思”用以前的方式解决现在的麻烦。比如在以前的学校打饭,她和其他视障舍友会大声询问“你们家是卖什么菜品的呀?”如今在人大的食堂,许多餐品是自助选择后统一结算,她索性选择了一家可以点餐的窗口,开学前几周,她连续吃了好多顿同样的面食,“吃得都想吐。”


食堂人流涌动,她很难分清哪里是空座,正犹疑时,发现已经有人坐下了。几次之后,她想,不要去白费力气找座位了,干脆蹲在地上吃算了。文晴形容,那是一种茫然无助的感觉,自己好像不属于这里,“就像是一个人在顺畅的生活里,突然‘咯噔’一下,被卡住停下来。”


以上的种种不便,还能找到切实的解决办法:陌生的路线她会尽可能多熟悉几遍;常去的餐厅里,她和学生会打印了残障人士优先的标识,贴在门口的座位上。但有些问题,更加微妙,也更加棘手。比如,在明眼人环境下的人际交往。


微信群里大家正讨论着班级事务,纷纷回复表情包斗图,明眼人舍友们发出笑声。但读屏软件没法描述表情包的动作神态,文晴只能听到一个机械的女声,一遍遍重复着“动画表情”。


某次迎新晚会的后台,演出人员一批批涌进来,彼此打过招呼,看到一个眼神、一个肢体动作,就热络地聊了起来。但文晴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自己认识的同学,一片喧闹中,她无法辨别熟悉的声音,只能呆坐在椅子上。


恰恰是视障群体才能更敏锐意识到,那些语言之外的要素,在沟通中的重要。课后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知识点,文晴看不到他们的座位朝向哪边,看不到对方的眼神,不知道插话时对方有没有在看自己,她一直在想:我该怎么把握说话的时机?但还没等她想明白,讨论就结束了。


这就是文晴进入人大读研后第一个月的生活,各种各样的时刻都在提醒她视障者的身份。“我想加入大家,但我又觉得自己加入的姿态很尴尬。是不是这两种学校之间的差距很大,我真的很难融入?”她被强烈的自我否定和怀疑包围了。


学校宿舍专门为文晴安装的盲道贴 | 王一凡


“不速之客”


开学第三天,文晴和明眼人的第一次“摩擦”来得措手不及。校园里,一个女生骑着共享单车迎面过来,刹车迟了,压过了盲杖最底端的那节。


对方显得很紧张,话说得有些断断续续:“同学,你……没事吧,要不,你加个我微信,我赔偿给你?”


文晴摸了一下盲杖的情况,一道明显的折痕。


她们停在路中央,文晴有些犹疑:处在明眼人的世界里,应该让自己去适应、遵循已有的规则,如果发生了冲突会比较麻烦,还是小事化了。她的脸被九月秋老虎的太阳晒得发红,“你走吧,没事的。”


两人分开后,文晴没走两步,盲杖的最后一节就断掉了。回到宿舍,她突然感觉到后悔和委屈,叹了口气:“我是不是有点儿太怂了?盲杖也两百块钱呢。”


由于宿舍是随机分配的,开学第一天大家见面时,文晴的三名室友才知道她是视障者。除了一位参加过残障机构志愿活动的室友,其他两人是第一次和视障者相处。最初一周里,宿舍一直是四个人一起上课、吃饭、出行。


几天之后,室友们告诉文晴,她们感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一方面觉得作为室友应该照顾文晴,另一方面,四个人在一起行动节奏很慢,新学期各类事情很多,她们希望可以有自己的时间。


文晴不知道如何回复,同行的过程中,她已经尽量走快些跟上室友们,也努力寻找着聊天话题,带一些零食分享给大家。她想,自己已经努力好好相处,但为什么没能成为对方的朋友,却成了一份压力呢?后来,文晴向老师申请,整个班轮流带着自己熟悉校园。


那种“闯入者”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大家对待她礼貌、客气,还有些疏离。文晴没想到自己竟然感受到了孤独——在本科学校里,她代表学校参加各类省级、国家级竞赛,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考研时,她给自己安排了周密的复习计划,朋友找来多说几句话,她都觉得吵闹。


现在,为了跟上学习节奏,她几乎一整天都待在自习室里用读屏软件学习,有时从早到晚都不说一句话,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学习。她开始很想念那些同是视障者的朋友们,给他们打去长时间的倾诉电话。


在这所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中,有着齐全的学科、丰富的社团活动、资历显赫的教师队伍,以及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精英学子。这里看上去已经足够多元化,但还是少了些和视障群体相处的经验。


开学之前,学校做了文晴的专访,评论大都说“身残志坚”“励志”,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适得其反的“帮助”。她走在校园里,有时会被不知从哪伸出的手拉住,有好心的同学还会拉着盲杖的底端带路。实际上,视障者要依靠盲杖来触碰附近的路况,底端悬空反而不安全。还有游泳馆的管理员阿姨,担心文晴跌倒就全程照看,连她换泳衣的时候也紧跟着。


这种善意让文晴感到不适,“我很感谢别人的好心,可是我并不是无行为能力的小孩,触碰我的身体之前最好询问一下,换衣服的时候也不想被注视。”


还有些偏见和刻板印象,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文晴跟朋友一起去游泳,游泳馆的一位阿姨对文晴说:“你这个朋友人好好哦,还带你来游泳。”文晴愣住了:“我成了一个在别人看来是被照顾的人,可是,其他人不也和他们的朋友一起来吗?我们是平等的朋友,一起做事,相互提供情绪价值……”


交朋友都很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亲密关系。她畅想过那种“偶然相识,逐渐相恋”的校园恋爱,但又觉得不太现实,“在人大找到男朋友,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家看到视障群体的第一反应,是把我们当做帮助对象。”


文晴回想起自己认识的视障群体里,只听说过少有的几对情侣是明眼人和视障人的结合,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视障的小圈子里恋爱,她打趣道:“经常会出现前任和现任相互认识的情况。”


文晴也提起了上学期的一次职业生涯规划咨询,她先强调了那名咨询师的友好和经验丰富,然后话锋一转:“他说自己搜寻了视障学生比较适合做的职业——一个是推拿,另一个是读屏软件的产品经理。我告诉老师,不用考虑视障学生做什么,只看我的能力、性格,适合什么行业。但他每次都要提醒我,视力障碍会限制很多……”


图书馆最初为文晴安排的专座并不合适 | 王一凡


融合的尝试


当一座高等学府迎来第一位视障学生后,一些改变和适应,需要双方一起努力。


在文晴入学之前,学校为她提前准备的东西,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则是多余的。比如宿舍的盲道贴,这是一种明眼人对视障者的刻板印象。文晴解释,宿舍空间很窄,扶着墙走就行。而且楼道已经铺设了光滑的地板砖,盲道贴很容易被打湿掉落。


图书馆还为她在一楼大厅设了一个座位,单人单桌,临近插座。可是,盲人更多地不是依靠无声的“摸”,而是倍速的“听”,印刷成盲文的书少之又少,书籍、论文,亦或是手机上收到的消息,文晴都靠听来接收。读屏声音是比日常交流高出5-8倍速的机械声音,如果文晴一直带着耳机,就会使得听力受损,如果在图书馆公放,又会打扰到其他同学。


图书馆老师向文晴解释:“我们是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有些先入为主了。”她很快联系了另一所藏书馆的老师,邀请文晴和老师们一起讨论相关的需求,这场协商持续了近三个小时,要给文晴找到一个适合学习的空间。


藏书馆有一间讨论室,没有窗户,通风系统也被废弃,文晴表示,“自己只要有个不打扰其他同学的空间就可以,没有什么舒适度的要求”。文晴的班主任也参加了这次协商会,他立马否定了这个选项:“太闷了,冬天冷夏天热,我们再找另一间。”


最后,老师们找出了一间使用率不高的讨论室,在顶楼走廊的尽头,文晴觉得不好意思,随即说:“我可以在门口贴上纸条,如果有同学不怕被读屏软件的声音打扰,欢迎一起学习!”这间不到10平米的房间,成了


之后她在学校最常去的地方。


讨论结束已经临近黄昏,到了楼下,班主任喊住文晴,前年他刚从香港大学博士毕业,是第一年做班主任,他告诉文晴:“不要怕自己是在给别人添麻烦,学校有义务满足学生合理的诉求。在香港的学校,无障碍设施以及配套制度比内地完善多了,我们学校也应该努力进步。”


在那之后,文晴开始更多站出来争取权益。校园网站每次登录都有一个图片验证码,文晴看不到,连续反映了好多次,但网站设置一直没有变化。又或者是课堂展示要求每个学生做PPT,“每次都托人情帮忙,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


她查到国外的某所大学专门有一个残障办公室,负责处理融合教育的事务,学校会帮残障学生雇一名学业助理。类比到现在的学校,学生入评优需要做志愿活动,文晴想了一个办法:她联系了学院,把自己需要帮助的事情列出来,几位乐于助人、需要积累活动时长的同学,主动申请成为了志愿者。


他们建了个群,文晴会把各种需求发到里面。相比于靠人情帮忙,她觉得这种互利的志愿者模式更能让人接受。


文晴也要学着处理与明眼人同学的关系 | 王一凡


明眼人朋友


在人大,文晴交到的第一位明眼人朋友,是一位叫吴琦的法籍华裔留学生。初次相遇时,文晴正在食堂小心地端着餐盘,一个清亮的女声问她:你好,请问你是否需要帮助?我从对面看到你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不确定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文晴的第一感觉,这是一位让视障者非常舒适的同学——吴琦会把文晴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先礼貌地征询同意后再帮助。


吴琦有着良好的残障观念,她不会对残障人士过度关注或者觉得稀奇。她在法国长大,公共空间中的残障设施比较完备,残障人士出现在公共场合中的频率较高。她家门口的超市还有一位听障收银员,他和其他的收银员做着一样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在他的收银台前会贴一张纸:“我是聋哑人,请您当着我的面说话,谢谢。”


一起吃饭的时候,吴琦会照顾到文晴的视力帮她夹菜,也会跟她谈论自己的情感故事;出门游玩时会选择逛公园这类不太需要视力的活动;她们一起去上自习,保安叔叔夸奖吴琦“善良”,吴琦就会立马纠正道:“是因为文晴有意思我才跟她成为朋友的,不是我善良,是她很好。”


文晴跟吴琦谈论起中国多元化教育的缺失,文晴认为人们的刻板印象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恶意,只是来自于不了解,“大家没有在学校里学到过如何去尊重、理解、接纳少数者,我其实很乐意跟别人谈论我的视障身份、困惑和迷茫,只要这种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和吴琦的想法类似,她也觉得,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交往,是学会尊重残障人群的主要途径。


那些过往缺失的残障观念,最后要靠后天的学习和磨合来弥补。这学期,文晴和曾经“跟她相处起来有压力”的室友成了好朋友。室友看了那部叫《触不可及》的电影,里面有个场景:护工带着残障朋友出来买热狗,店员面向护工询问需要点什么,护工则看着轮椅上的朋友说,你可以直接问他。


室友觉得自己脑子里的“某根线”联通了:一个人有着正常的精神思想,那就是一个正常人,不必因为身体上的某些缺陷而区别对待。


文晴也开始不厌其烦地跟明眼人谈论自己,“把自身作为工具和例子”,来教明眼人如何跟视障群体相处。她在交流中纠正偏见,当朋友提到“盲人和正常人”的时候,她提醒说:“是明眼人,我们一般不用正常人这个说法,它意味着一种正当性,意味着相反的情况就是不正常,可是生病是正常的,残缺也是正常的。”


她希望在学校得到帮助、交到朋友,但也不会再一味迎合。在导师的项目中,外出时她还是需要其他组员的引导,但进入访谈环节,文晴完全不受视力障碍的影响,总能流畅完成。有一次开会,会议室的投影一直无法连接ppt,大家在那里摆弄了很久,她突然觉得自己反而成为了在场唯一的非残障人士,“不看PPT就没办法开会啦?”


视力上的障碍对她来说是可以开玩笑的。走到店铺门口的时候,商家提醒顾客戴好口罩,她侧身对朋友说:“乘地铁我找不到工作人员的时候,把口罩一摘掉,工作人员立马就会注意到我!”然后大笑起来:“这简直可以变成一个去讲脱口秀的梗!”


当她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时,生活也顺畅起来。从自习室到宿舍这条路走了上千遍后,她已经知道哪个拐角有凸起的砖块,哪条路中间长了一棵小树,她不用再时时依靠盲杖探路,有时,她幻想自己是武侠小说里的女侠,会把盲杖抬起来,一节节伸开,摆出个舞剑的造型。


她还选定了两个常去的食堂,志愿者帮忙朗读菜品后,她制作了电子菜单,点餐时就打开读屏软件。这个学期,做好路线规划后,她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校门,去了天坛公园。向旁人寻求帮助时,她不再那么紧张,取快递时大方地朝路人询问,这是不是xx快递窗口啊,得到否定的答案时还会小声嘟囔“好远,怎么还不到”。


入学一年之后,文晴自在了很多,“我确实是看不见,但也不是我想给别人添麻烦,这些都是我合理的、基础的一些需求。而大家作为有思考力的人,应该了解和尊重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文晴与明眼人朋友一起出游 | 王一凡


“回”不去了


现在文晴回想起进入人大前的求学经历,特殊教育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割裂感,越来越明显。


盲校的教育体系独立于普通教育体系,竞争压力比较小,大部分参加高考的盲生,都能考取这几所特殊院校。因为没什么学业压力,除了一些基础的文化课程,泥塑、美工、器乐等兴趣小组占据了盲生的大部分在校时间。


业余时间,拳皇是全校最喜欢的游戏,看不到对方招式,但盲生们可以记住招式组合,比的是按键的速度,文晴那时靠着手速,总在校园排行榜前面。受制于盲文印刷流程的繁杂,盲校图书馆的书并不齐全,同学们阅读最多的,是那些自己下载的言情和武侠网络小说。


但在人大读书,文晴的第一感觉是严肃,走路时她很少听到欢声笑语,更多的是匆匆的脚步声。周围同学都在各忙各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兴趣点,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心理学并不是文晴最热爱的专业,但盲生单招时的选择很少。她羡慕那些有着明晰人生规划的同学,甚至埋怨自己:“我明明考到一个这么好的学校,但不知道这一生究竟要奉献在哪一个领域?如果在之前能接受一些通识教育,或许就不会在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慢慢了解这些。”


但在盲生群体里,文晴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她争取到了读研的机会,并且有着学习的天赋。更多盲生为了生计,会先去读个盲校中专,之后做按摩、中医和客服类的工作。文晴的一位本科同学,在2021年报考了另一所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硕士,但学校以“不具备条件提供便利”的理由,拒绝为她制做盲文试卷。


对于视障群体,文晴的成功是一份珍贵的激励,她 身上也因此有了群体“标签”,开始担心自己“做不好”,盲文版考研试卷是她努力争取来的,对于学校来讲,这是一次“破例”。


得到这个宝贵的名校入学机会后,一言一行都需要谨慎,“如果我不行,或者犯了什么错误,就会被指代成视障者们就是这样。



读研之后,文晴更加关注残障事业,她参加了各种学术活动,进行演讲,最近还完成了一篇关于视障偏见的论文。少数读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的视障群体前辈,给文晴提出了未来规划的建议,他们大多做着残障群体有关领域的研究。


但文晴还有更感兴趣的领域,她喜欢文学、哲学、传统文化。在学校里,她去旁听各种老师的课程,哲学、文学、社会学……她想搞清楚,自己这一代该如何继承宝贵的文化,这是她喜欢的东西。 


这意味着一个更广阔,也更现实的世界。研究生二年级,文晴申请了一家大厂的研究生岗位,面试前她说明了自己的视力情况,HR那里就再没了音信。那之后,她改变了面试策略,接受offer确认入职时间后,再认真跟HR写一封邮件,介绍自己的视力情况,能力特长,以及在工作中可以达到的目标。


今年10月底,文晴回到了南京盲校,开始了语文老师的实习。从10岁到16岁,她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也是文晴母亲乐于看到的选择,她一直希望女儿回到盲校工作,那里更安稳,而且不会有歧视。


但文晴的研究生舍友认为,她不该一直局限在视障群体里, 该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努力,比如在文学领域深造。


她一度担心舍友会对她回盲校实习失望,这次回去,她是想给学弟学妹们带去些鼓励和经验。 在视障身份和自我发展之间,她暂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我会去支持一些视障活动,但不必奉献全部的生活。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一位穿越者,从古代被抛入了一个机器时代,“我主动选择了读普通院校,人大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有些东西已经回不去了,这种感觉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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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2-11-23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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