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冬天，我20岁，在黑龙江省安达市凯乐盲人按摩学校读二年级。这所中专院校里，我们的专业是按摩，身边的同学也都是盲人。身为生理、解剖、按摩三科的课代表，每天早晚自习，我摸着厚厚的盲文笔记上凸起的圆点，给同学们逐字朗读，是我最快乐的事。我的声音清亮，平卷舌分明，那些生涩的医学术语经我一念，便条理清晰起来。团支书许丽老师总说：“杨景秋念的笔记，比老师讲得还清楚。”副团支书王传德也拍着我的肩膀打包票：“入团名单下来，我第一个推荐你。”
那时的我，满心都是对入团的期待，这份期待更融进了从入校以来的每一份行动里。学校组织平整操场、垒院墙和铺甬路，不是搬砖就是和泥，要么就是担水、提土，我样样不落。修整操场那天，日头灼得头皮发麻，铁锹把儿硌得掌心生疼，没一会儿手上就磨出两个水泡，贴块创可贴就又钻进队伍，老师劝我休息，我只笑着说：“多个人多份力，早点修好，大家就能用上新操场了。”广播室也是我常待的地方，为了及时播送校园新闻，我起早贪黑写稿子、录节目，一段广播稿反复录上好几遍，直到声音和内容都无可挑剔才罢休。班里同学跟不上进度，我便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对一辅导，一遍遍念知识点，直到对方记牢为止。那时的我脚步轻快、浑身是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做个配得上团员身份的积极分子。
班级推荐团员的班会上，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喊出我的名字，全票通过。在团支书许丽的认可和王传德的催促下，我满怀信心地写下第一份入团申请书，满心等着戴上团徽的那一刻。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时候，团支书许丽和副团支书王传德却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教室外面，告诉我一个噩耗——我的名额被校长刷掉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脑子里翻涌的全是一年多来的付出。全班推荐、团支部认可，怎么能凭校长一句话就否定？我愤怒地冲进校长办公室，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校长坐在办公桌后，语气平和：“杨景秋同学，这次入团名额有限，要照顾更多同学，没法给你机会了。”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我往前迈了一步，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激动：“校长，我哪里不够格？我从入校起就帮班级同学念笔记、整理盲文资料，周末也不闲着帮人补课；学校劳动我从没缺席，手上磨出水泡也没喊过苦；广播室的稿子我一篇篇写、一遍遍录，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
校长解释，这次要优先考虑几名表现不错但进步较慢的半盲同学，因为他们在平时付出了更多，希望我能理解。我再也忍不住，猛地拍了下桌子：“您要我理解学校，可谁理解我？我的努力就这么不值一提吗？”说着，我攥紧了拳头，指节压得咯咯作响。校长站起身，摸着我的头劝我别激动，还承诺下次入团第一个考虑我。可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了，满心的委屈翻涌上来，怕眼泪掉下来被看见，我猛地低下头，最后摔门而出。
下午的操场大会上，校长拿着话筒念新团员的名单。我站在人群里，耳朵绷得紧紧的，每念一个名字，我的心就往下沉一分。直到最后一个名字念完，也没有“杨景秋”三个字。同学拍着我的肩膀问：“你不是全班通过吗？怎么没你的名字？”我慌忙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假装咳嗽：“没事，嗓子有点痒。”转身往教室走时，脚步却像踩在棉花上，沉得挪不动。
晚上的食堂格外热闹，碗筷碰撞声里，全是关于入团的议论。有人高声起哄，语气里满是戏谑：“杨景秋，你不是你班的红人吗？怎么这回没轮上啊？”有人阴阳怪气地接话，声音里裹着尖酸：“我看啊，说不定是之前表现得太积极，反倒惹人嫌了呢！”还有个女同学尖着嗓子笑，那笑声像碎玻璃碴子似的扎人：“我之前还琢磨着，要是你能入团，我就做你女朋友，现在看来，是我高看你了！”这话一出，哄笑声更响了，那些声音混着饭菜的热气，闷得我胸口发疼。我再也忍不住，手里的饭碗和菜碗“啪”地摔在地上，清脆的响声让喧闹的食堂瞬间安静。我顾不上嘴里没咽完的饭菜，转身冲出了这个让我无地自容的地方。
夜里，我躲在宿舍的被窝里，委屈终于决了堤。那些早起念笔记的清晨、搬砖磨出水泡的午后、广播室反复录稿的夜晚，还有同学们推举我时响亮的应声、校长办公室里无力的争执，一幕幕在脑海里翻涌。我把脸埋进枕头，不敢哭出声，任由眼泪浸湿了枕巾，那一夜，我睁着眼睛到天亮，心里像堵了块沉甸甸的石头。
从那以后，我像变了个人。学校组织劳动，我借口身体不舒服躲在宿舍；广播室的学姐找我写稿子，我推说没灵感；同学找我补课，我也婉言拒绝。就连最上心的课代表工作，也变得敷衍起来，只是机械地念完笔记，再也不肯主动解答问题。许丽老师找我谈了好几次，我都只摇摇头说“没事”，后来校长也找过我，再次提起让我入团的事，我却毫不犹豫地言辞拒绝了——迟来的认可，早就不是我想要的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积极向上、浑身是劲的我，在名单念完的那一刻，就不见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偶尔还会做同一个梦。梦里，校长拿着话筒念到了我的名字，我站在台上戴上团徽，台下是同学们的掌声，许丽老师笑着拍我的肩膀：“这是你应得的。”可每次，我都会在掌声里突然醒来，心里空落落的。
后来和老同学偶遇，指尖相握时，有人叹息着提起当年：“那回你没入团，班里好多人都替你可惜呢。”再后来和许丽老师通电话，她也轻描淡写地提过一句：“当年校长总念叨，说错过你这么个踏实肯干的孩子，是他的遗憾。”
如今再想起这件事，我渐渐能理解校长当年的难处，可那份遗憾，却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心底，几十年都不曾褪色。眼泪早就不会流了，但青春里的那份努力和委屈，却依旧清晰如昨。我常常想，如果当时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那个满腔热忱的青年人，会不会一直热忱下去？可时光不会倒流，我只能写下这段回忆，当作给当年自己的一份迟到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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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冬天，我20岁，在黑龙江省安达市凯乐盲人按摩学校读二年级。这所中专院校里，我们的专业是按摩，身边的同学也都是盲人。身为生理、解剖、按摩三科的课代表，每天早晚自习，我摸着厚厚的盲文笔记上凸起的圆点，给同学们逐字朗读，是我最快乐的事。我的声音清亮，平卷舌分明，那些生涩的医学术语经我一念，便条理清晰起来。团支书许丽老师总说：“杨景秋念的笔记，比老师讲得还清楚。”副团支书王传德也拍着我的肩膀打包票：“入团名单下来，我第一个推荐你。”
那时的我，满心都是对入团的期待，这份期待更融进了从入校以来的每一份行动里。学校组织平整操场、垒院墙和铺甬路，不是搬砖就是和泥，要么就是担水、提土，我样样不落。修整操场那天，日头灼得头皮发麻，铁锹把儿硌得掌心生疼，没一会儿手上就磨出两个水泡，贴块创可贴就又钻进队伍，老师劝我休息，我只笑着说：“多个人多份力，早点修好，大家就能用上新操场了。”广播室也是我常待的地方，为了及时播送校园新闻，我起早贪黑写稿子、录节目，一段广播稿反复录上好几遍，直到声音和内容都无可挑剔才罢休。班里同学跟不上进度，我便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对一辅导，一遍遍念知识点，直到对方记牢为止。那时的我脚步轻快、浑身是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做个配得上团员身份的积极分子。
班级推荐团员的班会上，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喊出我的名字，全票通过。在团支书许丽的认可和王传德的催促下，我满怀信心地写下第一份入团申请书，满心等着戴上团徽的那一刻。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时候，团支书许丽和副团支书王传德却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教室外面，告诉我一个噩耗——我的名额被校长刷掉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脑子里翻涌的全是一年多来的付出。全班推荐、团支部认可，怎么能凭校长一句话就否定？我愤怒地冲进校长办公室，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校长坐在办公桌后，语气平和：“杨景秋同学，这次入团名额有限，要照顾更多同学，没法给你机会了。”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我往前迈了一步，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激动：“校长，我哪里不够格？我从入校起就帮班级同学念笔记、整理盲文资料，周末也不闲着帮人补课；学校劳动我从没缺席，手上磨出水泡也没喊过苦；广播室的稿子我一篇篇写、一遍遍录，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
校长解释，这次要优先考虑几名表现不错但进步较慢的半盲同学，因为他们在平时付出了更多，希望我能理解。我再也忍不住，猛地拍了下桌子：“您要我理解学校，可谁理解我？我的努力就这么不值一提吗？”说着，我攥紧了拳头，指节压得咯咯作响。校长站起身，摸着我的头劝我别激动，还承诺下次入团第一个考虑我。可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了，满心的委屈翻涌上来，怕眼泪掉下来被看见，我猛地低下头，最后摔门而出。
下午的操场大会上，校长拿着话筒念新团员的名单。我站在人群里，耳朵绷得紧紧的，每念一个名字，我的心就往下沉一分。直到最后一个名字念完，也没有“杨景秋”三个字。同学拍着我的肩膀问：“你不是全班通过吗？怎么没你的名字？”我慌忙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假装咳嗽：“没事，嗓子有点痒。”转身往教室走时，脚步却像踩在棉花上，沉得挪不动。
晚上的食堂格外热闹，碗筷碰撞声里，全是关于入团的议论。有人高声起哄，语气里满是戏谑：“杨景秋，你不是你班的红人吗？怎么这回没轮上啊？”有人阴阳怪气地接话，声音里裹着尖酸：“我看啊，说不定是之前表现得太积极，反倒惹人嫌了呢！”还有个女同学尖着嗓子笑，那笑声像碎玻璃碴子似的扎人：“我之前还琢磨着，要是你能入团，我就做你女朋友，现在看来，是我高看你了！”这话一出，哄笑声更响了，那些声音混着饭菜的热气，闷得我胸口发疼。我再也忍不住，手里的饭碗和菜碗“啪”地摔在地上，清脆的响声让喧闹的食堂瞬间安静。我顾不上嘴里没咽完的饭菜，转身冲出了这个让我无地自容的地方。
夜里，我躲在宿舍的被窝里，委屈终于决了堤。那些早起念笔记的清晨、搬砖磨出水泡的午后、广播室反复录稿的夜晚，还有同学们推举我时响亮的应声、校长办公室里无力的争执，一幕幕在脑海里翻涌。我把脸埋进枕头，不敢哭出声，任由眼泪浸湿了枕巾，那一夜，我睁着眼睛到天亮，心里像堵了块沉甸甸的石头。
从那以后，我像变了个人。学校组织劳动，我借口身体不舒服躲在宿舍；广播室的学姐找我写稿子，我推说没灵感；同学找我补课，我也婉言拒绝。就连最上心的课代表工作，也变得敷衍起来，只是机械地念完笔记，再也不肯主动解答问题。许丽老师找我谈了好几次，我都只摇摇头说“没事”，后来校长也找过我，再次提起让我入团的事，我却毫不犹豫地言辞拒绝了——迟来的认可，早就不是我想要的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积极向上、浑身是劲的我，在名单念完的那一刻，就不见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偶尔还会做同一个梦。梦里，校长拿着话筒念到了我的名字，我站在台上戴上团徽，台下是同学们的掌声，许丽老师笑着拍我的肩膀：“这是你应得的。”可每次，我都会在掌声里突然醒来，心里空落落的。
后来和老同学偶遇，指尖相握时，有人叹息着提起当年：“那回你没入团，班里好多人都替你可惜呢。”再后来和许丽老师通电话，她也轻描淡写地提过一句：“当年校长总念叨，说错过你这么个踏实肯干的孩子，是他的遗憾。”
如今再想起这件事，我渐渐能理解校长当年的难处，可那份遗憾，却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心底，几十年都不曾褪色。眼泪早就不会流了，但青春里的那份努力和委屈，却依旧清晰如昨。我常常想，如果当时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那个满腔热忱的青年人，会不会一直热忱下去？可时光不会倒流，我只能写下这段回忆，当作给当年自己的一份迟到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