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按摩曾在保障一部分视障者就业和自力更生上起到作用，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盲人按摩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市场竞争激烈，多年来的政策惯性也使得视障者在自由择业和潜能发展上受到了限制。按中国盲人协会官网的数据，目前中国视障者多达1731万人。每8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视障者，按摩如今依然是视障者主要的就业方向。但除了按摩之外，视障者还能有更多的选择吗？他们如何才能挣脱按摩的单一就业困境？视障者只能走按摩这条路吗？几年前，我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两位视障朋友，听到他们最多的抱怨是就业的困境。他们都从事过按摩行业，但都不想继续做，却几乎没有其它选择。那时我对视障者的了解十分有限，以为这是他们的限制，按摩是最适合他们的工作。但朋友告诉我，国内也有视障者是大学教授或律师，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国外受的高等教育。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才逐渐认识到，盲人按摩其实是中国一系列教育和政策导向的结果，对于希望自力更生的视障者来说，这是一条铺好的路，他们既得益于此，却也因此被困住。盲人按摩的开端可追随到1958年，当时的中国盲人福利会在北京开办了首批“盲人按摩荣军班”，培训了近200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到1980年代，盲人按摩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1996）》称：残疾人中，盲人就业尤为困难。要巩固现有的盲人按摩医院（诊所），新建一批盲人按摩机构，多种途径发展盲人按摩。由此，通过盲校中专和短期培训班等方式，使得盲人按摩行业在全国全面铺开。在接下来30余年里，国家方面始终将“盲人按摩”作为视障者最重要的就业方向，从中国残疾人事业的“九五纲要（1996年-2000年）”到“十三五纲要（2016-2020）”，在每个五年纲要里，都有关于盲人按摩方面具体的数量指标、政策优惠或指导方针。“十三五纲要”指出：“十三五”期间，全国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不少于5万名，其中新增盲人保健按摩人员不少于2万名，通过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培养培训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不少于2.5万人……在2014年的普通高考首次出现盲文试卷之前，在视障者教育上，从盲校中专到视障者的最高学府（特殊教育院校等），盲人按摩都是他们仅有可选的两三个选项之一。以前面对全国视障学生开展单考单招的本科院校也仅有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等四所，设置主要专业为针灸推拿、康复治疗以及音乐学，每年招生人数不足200人。但对很多的视障者来说，为了自力更生，又不得不走这条一眼看到头的路。今年我接触到了几名来自不同地方的盲人按摩师，他们的年龄从20岁到40岁不等，一些是参加盲人短期按摩培训班，或者从高校推拿专业毕业，开始从事按摩行业，入行少则一两年，多则将近20年。除了1个人表示确实喜欢按摩工作外，其他人都表示按摩只是为了求生存，即使不喜欢，也没有更多选择。刚从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毕业不久的视障女孩桃桃就告诉我，她其实不喜欢按摩，但读大学时，她只能从按摩和音乐中做出选择，她也很想有机会能尝试其它职业，却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视障者正在接受按摩培训。北海市残疾人联合会，除了做按摩之外，究竟还能做什么？中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201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显示，有高达63%25的视障者从事推拿按摩工作；从事IT工作的排名第二，有12%25，也有少数从事编辑、行政、艺术、体育类的。该报告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视障者就业的情况，但并不全面，因为能填写问卷的多是接受过一定教育、有上网条件的视障者。但该报告却也反映出一个事实，视障者也有能力从事其它的工作。早在2000年，盲人政协委员杨佳在她37岁——也是她因意外失明的第8年——考入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最终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除此之外，也有关于视障者通过雅思、托福考试顺利到国外高校深造的报道。其中，2013年《京华时报》的报道比较具有代表性——重庆视障人士郑建伟因为遭遇国内教育和就业的不公，不愿意再从事按摩行业，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出国深造。这些少数勇敢出走的视障者的故事，也体现了制度设计之下，视障者的教育和就业的困境，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和支持，视障者也能走得更高更远。▌有哪些可以从国外借鉴的经验？在国外，视障者的就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盲人基金会的统计，视障者可从事的职业超过300个，包括教师、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物理治疗师、程序员、律师、客服人员、工人、记者、自由撰稿人、音乐家、政治家、运动员、厨师、艺术家等等，当然按摩行业也被包括在内，但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在美国视障者就业保障的道路上，1974年签署通过的《康复法案》是其中重要的里程碑，该法案的第54条规定：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任何项目和活动中，残障人士不能只因为自身的残障，而被拒绝参与其中、从中受益，或者被歧视。这是首次在社会福利层面禁止对残疾人实行就业歧视。而该法案得以实施的背后，是残障人士多年来不断的呼吁和努力，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在此之后，又通过一系列的如《美国残疾人法》等法律保障残障人士平等就业的权利。而之对应的是与教育相关的立法。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视障者主要是在特殊教育学校的盲校里上学。但从1975年的《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开始，即要求学校最大限度地将残疾学生安排在普通班级接受教育。1990年实施的《障碍者教育法》指出：“障碍只是人的某种特征，不应把人等同于障碍”，比如对于视障者而言，视障者是具有视觉障碍的人群，但只要为视障者提供合适便利的环境，视觉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比如提供合理的盲道和公共标识，以及放大镜、大字课本、点读机、读屏软件等无障碍设施，视障者也能正常出行、学习和工作。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提出对残障者教育更细致的考核标准，保证残障儿童与健全学生持平的教育质量。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上，根据每个残障学生的实际情况，他们可能会就读于普通班级、普通学校的特教班级、特殊教育学校等，但无论何种情况，残障学生都会得到符合特殊需要的支持，这会被看成是学生个体的差异而非缺陷，学校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个体化教学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从就业和教育立法的过程，可以看出对待残障人士的观念的转变——只要获得合适的支持、条件和机会让其充分发挥潜能，残障人士便能像其他人一样学习、工作和交流，而不是所谓的负担或累赘。“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这一个过程得以实施的重要理念基础，它强调让“残障者”和“健全人”在融合平等的环境下接受教育，也称“全纳教育”。在1994年于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萨拉曼卡宣言》和《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中正式确立了这一概念，其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教育理念。从美国的立法和实践结果来看，这种以融合教育为主的实践方式是成功的，只有获得优质平等的教育，视障者等残障人士的多元就业才成为可能。在多项法律的保障下，从教育系统到就业环境都对残障人士有较好的认识和接纳度，视障者报考美国任何大学专业不会受到限制，高校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录取。在英国，绝大部分的残障儿童也都会在普通学校就读，只有少部分具有多重残障或者重度残障的儿童会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为了保障残障学生的就读质量，英国还于1999年推行了评估残障儿童学业状况的P量表（P scales）。相比仍然存在特殊教育学校的英美两国，意大利政府在决策上似乎更为坚决。1971年，意大利通过《法案118》保障了绝大多数残障儿童——除了最严重的个案外——有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权利。1977年，政府关闭了所有的特殊教育学校，并发布《法案517》保障所有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权利。这些举措显示出了国家层面保障残障人士权利的意志和决心，也使得意大利成为全欧洲残障人士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人数最高的国家。在意大利电影《听见天堂》中，提及了在政府决心保障残障者权益的背后，是视障者等多方力量不断发声和争取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视障者在受教育和就业上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盲人按摩曾在保障一部分视障者就业和自力更生上起到作用，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盲人按摩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市场竞争激烈，多年来的政策惯性也使得视障者在自由择业和潜能发展上受到了限制。在残障人事业发展的“十三五纲要（2016-2020）”中提到：开展多种形式的盲人职业教育和培训，积极支持拓展盲人新的就业和创业之路。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方向。融合教育和立法完善是实现视障者多元就业的保障，在攸关视障者权益的特殊教育上，1988年《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年-1992年）》中提到：普通班中吸收肢残、轻度弱智、弱视和重听（含经过听力语言训练达到三级康复标准的聋童）等残疾儿童随班就读。这是首次提到“随班就读”的政策文件，但没有提及融合教育，以及背后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操作。直到2014年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提出：扩大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规模。尽可能在普通学校安排残疾学生随班就读，加强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无障碍设施等建设；鼓励高校在师范类专业中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培养师范生的全纳教育理念和指导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教学能力。首次提到了全纳（融合）教育以及教学实践。2017年修订通过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也增加了“融合教育”的内容。刘贤伟指出，中国目前的“随班就读”政策是残疾儿童有学上的权宜之计，在保障他们接受较高质量的教育和享受社会的特殊服务方面，没有做出权威的且有监督效力的规定。“随班就读”政策也没有就教师和护理人员配置情况、无障碍设施具体要求、残疾儿童学业评估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与此同时，在残障人士和特殊教育相关的立法工作没有突破性进展，缺乏一部较为权威的至少与《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具有同等效力的特殊教育法。全社会教育的理念也相对滞后。2017年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发布的《随班就读师资状况和家长需求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超过9成的心智障碍者家长听说过融合教育，但在普通学校的教师中，46%25的教师没有听说过，40%25听说过但不了解。而在这一年，美国已经有15%25的视障者拥有本科学位。细究融合教育的本质，会发现它对中国人来说也并非完全崭新的东西。在融合教育的理念中，相信并肯定视障者等残障者的潜能，通过对他们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支持，也能达到跟健全学生相近的教育效果。这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有教无类”有相似之处，老师会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知识接受能力、智力等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方案。融合教育其实是重新回归教育的本质，即以人为本，不再以不同的群体和背景作为教育的区隔，创造合适的环境和条件，发掘不同学生的特质和潜能，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中国目前对于视障者的教育，不管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主要仍属于“限制式”教育，这种教育本身预设了视障者本身的能力，预判了视障者本身只适合从事某种特殊的工作。国外融合教育的实践说明了，视障者本身具有非常大的潜能，只要社会能提供更为包容的环境和条件，视障者可以在不同职业中有不俗的表现。国内少数参加高考或者早些年出甚深造的视障者也表明了这一群体的能力和抱负。残障人士本身不是问题和障碍，要处理和解决的是限制残障人士潜能和发展的障碍。最近，一位视障朋友告诉我，他顺利报读了一个专业是社会工作的函授大专。我很替他开心，他终于下决心要逐步告别自己不喜欢的按摩工作。但愿视障者能早日无障碍地接受平等教育，一样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职业，一样能独立而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注释:，1.在本文中，视障者等同于俗称的盲人，残障者等同于俗称的残疾人，本文使用视障者和残障者概念基于作者认同视障等残障是人的特征属性而非缺陷，这些障碍可以通过营造合适的条件和环境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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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按摩曾在保障一部分视障者就业和自力更生上起到作用，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盲人按摩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市场竞争激烈，多年来的政策惯性也使得视障者在自由择业和潜能发展上受到了限制。按中国盲人协会官网的数据，目前中国视障者多达1731万人。每8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视障者，按摩如今依然是视障者主要的就业方向。但除了按摩之外，视障者还能有更多的选择吗？他们如何才能挣脱按摩的单一就业困境？视障者只能走按摩这条路吗？几年前，我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两位视障朋友，听到他们最多的抱怨是就业的困境。他们都从事过按摩行业，但都不想继续做，却几乎没有其它选择。那时我对视障者的了解十分有限，以为这是他们的限制，按摩是最适合他们的工作。但朋友告诉我，国内也有视障者是大学教授或律师，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国外受的高等教育。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才逐渐认识到，盲人按摩其实是中国一系列教育和政策导向的结果，对于希望自力更生的视障者来说，这是一条铺好的路，他们既得益于此，却也因此被困住。盲人按摩的开端可追随到1958年，当时的中国盲人福利会在北京开办了首批“盲人按摩荣军班”，培训了近200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到1980年代，盲人按摩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1996）》称：残疾人中，盲人就业尤为困难。要巩固现有的盲人按摩医院（诊所），新建一批盲人按摩机构，多种途径发展盲人按摩。由此，通过盲校中专和短期培训班等方式，使得盲人按摩行业在全国全面铺开。在接下来30余年里，国家方面始终将“盲人按摩”作为视障者最重要的就业方向，从中国残疾人事业的“九五纲要（1996年-2000年）”到“十三五纲要（2016-2020）”，在每个五年纲要里，都有关于盲人按摩方面具体的数量指标、政策优惠或指导方针。“十三五纲要”指出：“十三五”期间，全国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不少于5万名，其中新增盲人保健按摩人员不少于2万名，通过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培养培训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不少于2.5万人……在2014年的普通高考首次出现盲文试卷之前，在视障者教育上，从盲校中专到视障者的最高学府（特殊教育院校等），盲人按摩都是他们仅有可选的两三个选项之一。以前面对全国视障学生开展单考单招的本科院校也仅有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等四所，设置主要专业为针灸推拿、康复治疗以及音乐学，每年招生人数不足200人。但对很多的视障者来说，为了自力更生，又不得不走这条一眼看到头的路。今年我接触到了几名来自不同地方的盲人按摩师，他们的年龄从20岁到40岁不等，一些是参加盲人短期按摩培训班，或者从高校推拿专业毕业，开始从事按摩行业，入行少则一两年，多则将近20年。除了1个人表示确实喜欢按摩工作外，其他人都表示按摩只是为了求生存，即使不喜欢，也没有更多选择。刚从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毕业不久的视障女孩桃桃就告诉我，她其实不喜欢按摩，但读大学时，她只能从按摩和音乐中做出选择，她也很想有机会能尝试其它职业，却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视障者正在接受按摩培训。北海市残疾人联合会，除了做按摩之外，究竟还能做什么？中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201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显示，有高达63%25的视障者从事推拿按摩工作；从事IT工作的排名第二，有12%25，也有少数从事编辑、行政、艺术、体育类的。该报告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视障者就业的情况，但并不全面，因为能填写问卷的多是接受过一定教育、有上网条件的视障者。但该报告却也反映出一个事实，视障者也有能力从事其它的工作。早在2000年，盲人政协委员杨佳在她37岁——也是她因意外失明的第8年——考入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最终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除此之外，也有关于视障者通过雅思、托福考试顺利到国外高校深造的报道。其中，2013年《京华时报》的报道比较具有代表性——重庆视障人士郑建伟因为遭遇国内教育和就业的不公，不愿意再从事按摩行业，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出国深造。这些少数勇敢出走的视障者的故事，也体现了制度设计之下，视障者的教育和就业的困境，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和支持，视障者也能走得更高更远。▌有哪些可以从国外借鉴的经验？在国外，视障者的就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盲人基金会的统计，视障者可从事的职业超过300个，包括教师、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物理治疗师、程序员、律师、客服人员、工人、记者、自由撰稿人、音乐家、政治家、运动员、厨师、艺术家等等，当然按摩行业也被包括在内，但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在美国视障者就业保障的道路上，1974年签署通过的《康复法案》是其中重要的里程碑，该法案的第54条规定：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任何项目和活动中，残障人士不能只因为自身的残障，而被拒绝参与其中、从中受益，或者被歧视。这是首次在社会福利层面禁止对残疾人实行就业歧视。而该法案得以实施的背后，是残障人士多年来不断的呼吁和努力，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在此之后，又通过一系列的如《美国残疾人法》等法律保障残障人士平等就业的权利。而之对应的是与教育相关的立法。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视障者主要是在特殊教育学校的盲校里上学。但从1975年的《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开始，即要求学校最大限度地将残疾学生安排在普通班级接受教育。1990年实施的《障碍者教育法》指出：“障碍只是人的某种特征，不应把人等同于障碍”，比如对于视障者而言，视障者是具有视觉障碍的人群，但只要为视障者提供合适便利的环境，视觉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比如提供合理的盲道和公共标识，以及放大镜、大字课本、点读机、读屏软件等无障碍设施，视障者也能正常出行、学习和工作。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提出对残障者教育更细致的考核标准，保证残障儿童与健全学生持平的教育质量。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上，根据每个残障学生的实际情况，他们可能会就读于普通班级、普通学校的特教班级、特殊教育学校等，但无论何种情况，残障学生都会得到符合特殊需要的支持，这会被看成是学生个体的差异而非缺陷，学校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个体化教学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从就业和教育立法的过程，可以看出对待残障人士的观念的转变——只要获得合适的支持、条件和机会让其充分发挥潜能，残障人士便能像其他人一样学习、工作和交流，而不是所谓的负担或累赘。“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这一个过程得以实施的重要理念基础，它强调让“残障者”和“健全人”在融合平等的环境下接受教育，也称“全纳教育”。在1994年于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萨拉曼卡宣言》和《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中正式确立了这一概念，其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教育理念。从美国的立法和实践结果来看，这种以融合教育为主的实践方式是成功的，只有获得优质平等的教育，视障者等残障人士的多元就业才成为可能。在多项法律的保障下，从教育系统到就业环境都对残障人士有较好的认识和接纳度，视障者报考美国任何大学专业不会受到限制，高校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录取。在英国，绝大部分的残障儿童也都会在普通学校就读，只有少部分具有多重残障或者重度残障的儿童会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为了保障残障学生的就读质量，英国还于1999年推行了评估残障儿童学业状况的P量表（P scales）。相比仍然存在特殊教育学校的英美两国，意大利政府在决策上似乎更为坚决。1971年，意大利通过《法案118》保障了绝大多数残障儿童——除了最严重的个案外——有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权利。1977年，政府关闭了所有的特殊教育学校，并发布《法案517》保障所有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权利。这些举措显示出了国家层面保障残障人士权利的意志和决心，也使得意大利成为全欧洲残障人士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人数最高的国家。在意大利电影《听见天堂》中，提及了在政府决心保障残障者权益的背后，是视障者等多方力量不断发声和争取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视障者在受教育和就业上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盲人按摩曾在保障一部分视障者就业和自力更生上起到作用，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盲人按摩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市场竞争激烈，多年来的政策惯性也使得视障者在自由择业和潜能发展上受到了限制。在残障人事业发展的“十三五纲要（2016-2020）”中提到：开展多种形式的盲人职业教育和培训，积极支持拓展盲人新的就业和创业之路。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方向。融合教育和立法完善是实现视障者多元就业的保障，在攸关视障者权益的特殊教育上，1988年《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年-1992年）》中提到：普通班中吸收肢残、轻度弱智、弱视和重听（含经过听力语言训练达到三级康复标准的聋童）等残疾儿童随班就读。这是首次提到“随班就读”的政策文件，但没有提及融合教育，以及背后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操作。直到2014年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提出：扩大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规模。尽可能在普通学校安排残疾学生随班就读，加强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无障碍设施等建设；鼓励高校在师范类专业中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培养师范生的全纳教育理念和指导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教学能力。首次提到了全纳（融合）教育以及教学实践。2017年修订通过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也增加了“融合教育”的内容。刘贤伟指出，中国目前的“随班就读”政策是残疾儿童有学上的权宜之计，在保障他们接受较高质量的教育和享受社会的特殊服务方面，没有做出权威的且有监督效力的规定。“随班就读”政策也没有就教师和护理人员配置情况、无障碍设施具体要求、残疾儿童学业评估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与此同时，在残障人士和特殊教育相关的立法工作没有突破性进展，缺乏一部较为权威的至少与《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具有同等效力的特殊教育法。全社会教育的理念也相对滞后。2017年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发布的《随班就读师资状况和家长需求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超过9成的心智障碍者家长听说过融合教育，但在普通学校的教师中，46%25的教师没有听说过，40%25听说过但不了解。而在这一年，美国已经有15%25的视障者拥有本科学位。细究融合教育的本质，会发现它对中国人来说也并非完全崭新的东西。在融合教育的理念中，相信并肯定视障者等残障者的潜能，通过对他们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支持，也能达到跟健全学生相近的教育效果。这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有教无类”有相似之处，老师会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知识接受能力、智力等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方案。融合教育其实是重新回归教育的本质，即以人为本，不再以不同的群体和背景作为教育的区隔，创造合适的环境和条件，发掘不同学生的特质和潜能，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中国目前对于视障者的教育，不管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主要仍属于“限制式”教育，这种教育本身预设了视障者本身的能力，预判了视障者本身只适合从事某种特殊的工作。国外融合教育的实践说明了，视障者本身具有非常大的潜能，只要社会能提供更为包容的环境和条件，视障者可以在不同职业中有不俗的表现。国内少数参加高考或者早些年出甚深造的视障者也表明了这一群体的能力和抱负。残障人士本身不是问题和障碍，要处理和解决的是限制残障人士潜能和发展的障碍。最近，一位视障朋友告诉我，他顺利报读了一个专业是社会工作的函授大专。我很替他开心，他终于下决心要逐步告别自己不喜欢的按摩工作。但愿视障者能早日无障碍地接受平等教育，一样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职业，一样能独立而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注释:，1.在本文中，视障者等同于俗称的盲人，残障者等同于俗称的残疾人，本文使用视障者和残障者概念基于作者认同视障等残障是人的特征属性而非缺陷，这些障碍可以通过营造合适的条件和环境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