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然而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先说嵇康。《世说新语栖逸》言：“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而据《三国志魏志嵇康转》裴松之注，孙登是这样给嵇康说的：“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
孙登好像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嵇康最终卷入好友吕安的家事纷争，被司马昭杀掉。嵇康的“才多”，自不待言，关键是他的“识寡”，值得后人警醒。
古人言：“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说的是，人很难有自知之明。但也有一些天资高的人，他对自己，实在是看得很分明的，也就是说，他不缺自知之明，但是，他就是不愿改变自己，这大约也就是所谓“名士风”吧。嵇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嵇康性情耿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留余地，而且追求完美，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这样的性格，自然容易得罪人。“疵衅日兴”，绝非危言耸听。就看他的《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绝交就绝交，却采用*的方式，这有多大的杀伤力？嵇康的“识寡”，孙登没有冤枉他。
再说王勃。《唐才子传》是这样记载的：“又以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僚吏疾之。”别人为官，是仗势欺人，王勃为官，是仗“才”欺人，同是“欺人”，只不过所倚仗的对象不同罢了。这说明，王勃的性格是有缺陷的。所以《唐才子传》的作者辛文房评价王勃“才长而命短”，是恰当的。据后人研究，王勃年寿极短，只活了二十七岁。王勃的死是个意外，但要不是他父亲因为受他牵连被贬交趾令，这次意外是可以避免的，说到底，王勃的悲剧和他的性格缺陷有直接的关联。
一个人有才华，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问题是，如果因为有才华，而将之看作骄人的资本，这就不好了。嵇康的悲剧，是因为他“才高识寡”，因为才高，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不知道正确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他的两封公开的绝交信，明显有标榜自己、激化矛盾的嫌疑。这样的处事方式，实在是幼稚的。山涛有包容，没在意，反而在他死后，热心帮助他的儿子嵇绍，显示出纯真的友道；但吕巽就没这么大度，嵇康的死与吕巽的构陷有莫大的关联。而王勃的悲剧，则与他“倚才陵藉”是有关联的。他的人生，虽然充满了各种偶然，但细细一想，偶然中有必然，这必然就是他太高看自己的才华了，锋芒毕露，于是这才华，掉转头来，将锋芒对准了自己的头颅。你看，他因“戏为文《檄英王鸡》”被高宗赶出沛王府，就因为要显摆自己的文才，而毫无敏感性；他为官倚才凌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自然不可能仕途顺利；他窝藏死罪官奴，目无法纪，又因惧怕被发觉而将官奴杀掉，不仅知法犯法，而且畏罪*，最终牵连到自己的父亲，这“不忠不孝”的罪名，是无法洗白的。王勃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和他恃才傲物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才”是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王勃的盖世文名，也让王勃的人生，陷入了一个摆不脱的大悲剧。
所以说，有才的人，用好自己的才，才是最关键的。这“才”既要于国于家有益，又不能伤到自己和家人，这就要用到*所提倡的“圣人被褐怀玉”的思想，懂得韬光养晦，懂得给自己的才华包上一层柔软的棉布，以一颗平常心面对自己的才华，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世人的褒奖，把才华真正用到实处，利国利民。
嵇康和王勃，其实都可以算“才多识寡”，也都可以算“才长命短”。从他们二人的悲剧中，总结一个教训：有才的人，要摆脱人生的悲剧，有“识”（对社会的洞察力）太重要了。有了它，才可以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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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然而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先说嵇康。《世说新语栖逸》言：“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而据《三国志魏志嵇康转》裴松之注，孙登是这样给嵇康说的：“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
孙登好像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嵇康最终卷入好友吕安的家事纷争，被司马昭杀掉。嵇康的“才多”，自不待言，关键是他的“识寡”，值得后人警醒。
古人言：“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说的是，人很难有自知之明。但也有一些天资高的人，他对自己，实在是看得很分明的，也就是说，他不缺自知之明，但是，他就是不愿改变自己，这大约也就是所谓“名士风”吧。嵇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嵇康性情耿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留余地，而且追求完美，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这样的性格，自然容易得罪人。“疵衅日兴”，绝非危言耸听。就看他的《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绝交就绝交，却采用*的方式，这有多大的杀伤力？嵇康的“识寡”，孙登没有冤枉他。
再说王勃。《唐才子传》是这样记载的：“又以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僚吏疾之。”别人为官，是仗势欺人，王勃为官，是仗“才”欺人，同是“欺人”，只不过所倚仗的对象不同罢了。这说明，王勃的性格是有缺陷的。所以《唐才子传》的作者辛文房评价王勃“才长而命短”，是恰当的。据后人研究，王勃年寿极短，只活了二十七岁。王勃的死是个意外，但要不是他父亲因为受他牵连被贬交趾令，这次意外是可以避免的，说到底，王勃的悲剧和他的性格缺陷有直接的关联。
一个人有才华，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问题是，如果因为有才华，而将之看作骄人的资本，这就不好了。嵇康的悲剧，是因为他“才高识寡”，因为才高，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不知道正确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他的两封公开的绝交信，明显有标榜自己、激化矛盾的嫌疑。这样的处事方式，实在是幼稚的。山涛有包容，没在意，反而在他死后，热心帮助他的儿子嵇绍，显示出纯真的友道；但吕巽就没这么大度，嵇康的死与吕巽的构陷有莫大的关联。而王勃的悲剧，则与他“倚才陵藉”是有关联的。他的人生，虽然充满了各种偶然，但细细一想，偶然中有必然，这必然就是他太高看自己的才华了，锋芒毕露，于是这才华，掉转头来，将锋芒对准了自己的头颅。你看，他因“戏为文《檄英王鸡》”被高宗赶出沛王府，就因为要显摆自己的文才，而毫无敏感性；他为官倚才凌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自然不可能仕途顺利；他窝藏死罪官奴，目无法纪，又因惧怕被发觉而将官奴杀掉，不仅知法犯法，而且畏罪*，最终牵连到自己的父亲，这“不忠不孝”的罪名，是无法洗白的。王勃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和他恃才傲物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才”是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王勃的盖世文名，也让王勃的人生，陷入了一个摆不脱的大悲剧。
所以说，有才的人，用好自己的才，才是最关键的。这“才”既要于国于家有益，又不能伤到自己和家人，这就要用到*所提倡的“圣人被褐怀玉”的思想，懂得韬光养晦，懂得给自己的才华包上一层柔软的棉布，以一颗平常心面对自己的才华，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世人的褒奖，把才华真正用到实处，利国利民。
嵇康和王勃，其实都可以算“才多识寡”，也都可以算“才长命短”。从他们二人的悲剧中，总结一个教训：有才的人，要摆脱人生的悲剧，有“识”（对社会的洞察力）太重要了。有了它，才可以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